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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仁睦，汉族，1944年生于重庆，湖南宁乡人，中共党员，教授。196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发电专业，1978年考入我校电力系硕士，1979年与王加璇、曾闻问、俞有瑛四人在上海进修英语，后到北京学习法语，1980年到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攻读博士学位，1984年12月获博士学位，1985年回国后一直在我校任教，1987 年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 1993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生导师资格并获国务院专家津贴。教学效果卓著：教学很受学生欢迎，每次开课都有很多学生旁听。学生在学校bbs上发帖子说，不听贺老师的课是一大损失。在国内很多有意义的概念和研究方向，都是她首先提出的。如：共振型低频振荡，pmu装置和系统，如今已在全国普及。负荷建模研究在学科顶级杂志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 上发表多篇文章，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写真贺仁睦先生
人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我觉得自己很适合当老师。无论干什么，都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教书育人更是如此用心去教，用心来做事。因为，人的一生或是平庸无味的，或是绚烂多彩的，无论如何它就在你的面前。勇敢地在人生道路上搏击吧，创造自己的多彩人生！
——贺仁睦
2008年建校50周年时，学校正式出版了《华北电力大学校史》。在“附录三”中介绍了5位院士和25位资深教授。
我院最早的5位博士生导师中杨奇逊先生、杨以涵先生、宋之平先生都榜上有名。另外两位则可能因为太年轻，不够“资深”，没能上榜。他们就是电力系的贺仁睦先生和崔翔先生。今年是建校55周年，贺仁睦先生刚刚退休。于是就够格资深了。
一直以为，保定人民比北京人民幸福指数要高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我们可以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中，每天都睡睡午觉。睡了午觉的人，下午上班时精神气爽，走起路来都气昂昂的。
可，贺仁睦先生不，退休了也不享受午觉。与她约时间，那个痛快：“你随便，反正我不睡午觉，9月20号前我都有空。”于是，为节省时间，我直接从回龙观赶到小营吃了中饭，联系找她。她没有半点不爽：“行，你来吧！”看看时间，我有些后悔，才中午12点半。
那天采访结束，走出先生家时，我们两人才都发现，在她侃侃而谈的几个小时里，她是饿着肚子的，我也是一口水没喝。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觉得有问题。直到几天后，我们再次在3号楼门口巧遇时，才都很不好意思地相互为此道歉。
1961年，朝气蓬勃、十分自信地走进了清华园的先生，在那个让人骄傲的圈子中，依然各科成绩优秀，以全系第一的成绩赢得了老师们的喜爱和同学们的尊重。却很悲哀的在1968年时，专业课都没有学完、也没有做毕业设计，就前途渺茫地“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厂……”毕业分配来到张家口地区阳原县农具修配厂。在这个不到一百人的工厂里，作为“臭老九”的资产阶级苗子，先生当了整整10年工人、技术员。在离开学校时，原本心高气傲的先生从无望到绝望，恨不得把所有的书都扔了。幸好在那，这个在偌大的清华园里，一个人都没看上眼的先生，终于发现了同为清华同学的另一个人的善良，并被其深深地打动。正是这个人从先生丢弃的书堆中抢救回了几本书和高等数学笔记本。这个人，后来成为先生一辈子相依相知的丈夫。
不过，这个从不服输的要强的女人，在那种环境下，也没有一味沉沦。在那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她就成了小农具厂的第一把“卡钳”。凭着大学时期的扎实基础，她和几个同学，从画图纸到组装零件，把这个不知名的小厂，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00多名员工的柴机厂。
当然，当国家的命运转折时，先生敏锐地抓住了机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我校电力系研究生。不到半年时间，又考上了出国留学。今天，她还清晰地记得当她考取了出国，准备从阳原到瑞士去时，杨以涵教授对这个什么都见过的学生的祝贺词是：“祝你一步登天了。”
登了天的先生，依然保留了在清华时的傲气十足。
在清华，先生永远是各科学习成绩让所有的任课教师骄傲的学生。先生学什么都非常轻松，学什么都觉得很简单。考研时，数学82分，数学和专业课都是名列第一。先生说是刘国隆老师出的数学题，每个题都有个小弯，很容易把人绕进去。那年考不及格的不少，大家都说数学特别难。先生念书时很认真，考试时基本就不用再复习了。该游泳就游泳，该参加校园活动也什么都参加，没有耽误过玩。
临出国前，杨以涵教授说这也不能还没见过计算机就出去啊？这样，带着她来到河北省电力局。用tq16计算机算电力系统潮流，穿孔纸带作为输入，输出是电传打字机。当把程序和数据输入后，电传打字机打出来的内容谁也不认识。在石家庄待了一个礼拜，一道题也没有算出来。
先生在瑞士洛桑理工学院学习的五年间，被评价为基础很好，尤其是数学好是大家公认的。
其次，从教授到同学，都认为先生学习很拼命。几乎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碰到什么学什么。先生压力大极了，国内的家里就丈夫一人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她太渴望早日学成回国。
临到该毕业时，先生的瑞士导师，刚刚升任教授，对先生的论文题目不熟悉，交上去的论文草稿既不说“yes!”也不说“no!”,只是很热心地帮助她找工作。先生在赫尔辛基国际会议期间找到了苏黎世高工（ethz）的glavitzch教授，他是ieee的副主席，享有很高的威望。把博士论文草稿交给他，一个月后，教授来到洛桑与先生讨论了她的博士论文，指出红线很好，有几处需要修改的地方。又过了一个月后，他告诉先生的教授：给先生40分钟讲述时间，然后提问题。主席先生提了两个小时的问题，之后站起来与先生握手说“祝贺你！”这之后。先生自己的教授才开始组织答辩。在先生的努力下她终于按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
活跃在校园里两年多的先生，觉得不应再花国家的钱了，应该向学校申请奖学金。先生就自己去找学校的秘书长：“我各项花费多了，很需要钱。而且我干了那么多活，也该拿钱了。”秘书长回答：“你打个报告吧！”五分钟时间就搞定了。同办公室的瑞士同事帮她起草了报告，很快就拿到了几千瑞士法郎奖学金。
先生总结说，在瑞士学习的五年是非常难的五年，也是最痛快的五年。在那里懂得了“民主”的含义。瑞士23个州，都可立法。动不动就全民公决，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一旦公决，就没有人再议论什么了？
先生在那是个来自贫穷落后国家的，又是个女人。开始是经常被人瞧不起的。
一次，先生在工作中，发现买来的一个程序有错误，随手就修改了。谁想到那个负责的瑞士工程师不干了，来找她“打架”，“谁让你改了？”先生火了：“我证明给你看这程序确实是错了，我改对了。”那位工程师看了足足五分钟，然后静静地看着先生说，“以后，你可以随便改了。”后来，他主动找到先生的教授“抗议”：“仁睦和我们一起干活，她为什么不拿钱？”
一个女人，在长达五年是时间里，远离了祖国和亲人，克服了那么多的困难，实现了奋斗目标，拿到博士学位，是太不容易了。
一次，女儿在信中喊：“妈妈，快回来吧！爸爸每天吐。”先生急得要命，写信回去问。丈夫轻松地回答：“没事，你就在那好好学习吧！别担心家里。”
谈到这个话题，先生的语速和语气终于不那么急促和激昂了。她很柔柔地说了句：“不是他，不是大学同学，谁能这样坚持五年支持我学习啊？”
这个走到哪里都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女人，通过教授们参加的秘密答辩，很顺利地毕业，成为第一个拿到瑞士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是学校相当不错的一个样本。中国大使馆也如同过节般的热闹，大使和夫人参加了200多人出席的公开答辩，并带来大量酒和食品，举办了热闹的招待会，祝贺先生的成功。
先生旺盛的精力、强烈的爱国心，使她在朋友圈中拥有了驻洛桑联邦高等理工学院的“中国大使”雅号。她担任了留学生组长，除了在校内举办活动，在国庆35周年时，还策划举办了几百人参加的大型晚会。先生与许多出国读书的学子一样的概叹：出国后才更强烈地感到，祖国强大了,你才能好。
先生回国前的18天时间里，瑞士友人是排着队的安排中餐、晚餐，在家里盛情邀请先生赴宴。后来，实在安排不开，就几家合伙一起请。
一次，大家吃完饭后，最后很轻松地吃甜食和冰激凌时，聊天聊到了很敏感的话题：原子弹和狗肉。先生的法语已经纯熟到能够正常思维、对答如流了的水平。可是，先生没有轻易参加讨论，只是静静地听着人家怎么说？在场的一位苏黎世高工教授，和先生打过不少交道了，他到中国的西交大访问过。他谈了对原子弹的看法是：“好得很啊，不然日本人怎么会投降呢？”他恨透了这些战争罪犯。
转而，他对一直在沉默的先生说：“仁睦，说说你的看法？我们想听听。”先生很冷静地回答：“我不否认，原子弹在结束二战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平民。核辐射伤害了太多的无辜的人，您说‘原子弹好得很’，把自己放在这些无辜受害者的对立面上，合适吗？”
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总是中庸得不会轻易对重大政治问题和国际事件表态。可，当他们听到了先生这样的不失礼貌、又观点明确的回答，不得不佩服这个来自中国的女人。同时，从先生身上，他们认识了中国、了解了中国文化。
于是，这位教授在又一次即将启程到中国讲学时，找到先生，很认真谦虚地求教：“请告诉我，我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先生很热情地回答了他的问题：“你尽量不要讨论政治问题。”
当这位教授从中国回去后，提出中国人在挤公交车时对自己的同胞很不友好。先生解释说：“中国人也不是如您所看见的那样不文明、不友好。是因为中国的夫妇大都是双职工，每天有一堆的家务活要干。上班又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去挤公交。这班车上不去，就有可能迟到。下一趟车来不来？什么时间来？都不知道。大家只好拼命去挤。”
教授人聪明，让先生把他去西安讲学的开场白从法语翻译成中文，并一遍遍地跟着先生事先录好的中文学习。来到中国的教授，开场白一开口讲的是中文，出乎现场的听众的意料，立刻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
1992年，先生再次来到她所熟悉的这个宁静的国度。在日内瓦工作了3个月后，来到洛桑电业局。
当年曾和先生“吵过架”的助教，拿不到博士，助教就到头了，只好离开学校。自己开发了电力系统软件，卖给电业局。使用时出现问题。同事很傲气，看不上控制中心负责人的学历：“不可能有问题！”但电业局控制中心的头，尽管是中专毕业，可现场经验丰富、人很能干，也是很傲气的人。两人互相不服气，事就一直这么僵在那。连带了当年批文买软件的电业局的头也很难堪。
先生的教授本来不同意她去那里“蹚”这个浑水。先生心软，看到分别了7年的那位同事，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又急需打开软件在电业局市场的局面。先生很同情自己的同事，自己也编过类似程序，以为不是什么难问题，分析了同事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先生去现场找数据，先检验核心程序对不对？一算发现有些小问题。给做软件的同事打电话，回答是“不可能！”在先生具体指出问题出在pv节点上后，同事才查了查问题。还真查出了几个小问题后，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的误差不超过5%。
先生还建议自己的领导：“别做那么多图形界面，否则只能给自己找数据输入的麻烦，对计算毫无用处。”结果 ，软件应用的还真不错。成为成功案例。
接着又面临电价问题。洛桑电业局向上一级电业局买电，从11万伏买得贵、从22万伏买得便宜。一进一出，差价就很大了。以前上级电业局——瑞士西部电业局总说从22万伏买电不安全，不同意洛桑电业局从22万伏买电。这次先生用调试好的软件计算了各种运行方式，并说服了上级电业局派来的工程师，从22万伏变电站买电是安全的。最终上级电业局同意：“你们还是从11万伏买，按22万伏计价。”
洛桑电业局的领导也特别高兴。软件没问题了，买电又节约了好多钱。那头儿激动地拍着先生的肩头夸：“贺，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为此，电业局专门召开了全局中层干部会议，让先生给大家讲解软件作为表彰。原先不看好先生的顶头上司也表态：“仁睦干得很好，我带她在瑞士转转。”先生开发软件的同事，也因此得到了软件维护费用。真是一剑三雕。
还有一件值得先生开心的事。她研究的负荷建模科研项目经过20年研究，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
2003年开始，东北电网连续两年在50万伏骨架电网上进行了两次人工三相短路试验。先生终于可以用试验数据来验证自己的科研成果的正确和有效。理论和实测数据的验证结果在ieee trans. on power system发表了，得到国内和国际的认可。
先生很反感还没做什么东西，没怎么研究，就出书、写文章哗众取宠的举动。认为认认真真做事情很重要。先生说自己的文章很少，只能是有了“真货”才发表。
那年评博导，浙大的校长韩祯祥先生任评审组组长。
杨以涵先生问她：“仁睦，人家都来找我，你为什么不找？”先生还是那副清高到骨子里的傲劲：“为什么要找？这是副担子。”开始评审材料时，韩祯祥先生认为先生的文章不多，不同意先生任博导。后一听介绍，了解到先生干得都很有水平、非常前沿，当场就明确表态：“贺仁睦没有问题。”
先生认为，当博导就要拥有很多的想法。要特别聪明的全是想法和问题才行。先生一再强调：“学习，是从问题开始的。”
先生自嘲：“我的本事就是挑毛病。”
先生的身体一直非常好，精力也特别旺盛。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谈话，先生始终是很快的速度。我这人属于“土馒头”级别，比“土包子”还差点馅，用不惯现代手段的“录音笔”。一直喜欢带一堆铅笔，现场记录。
采访先生，是我最累的一次记录。本来没睡午觉，就够痛苦的了。
先生又一直高速运转地大量地将我很不熟悉的专业信息，如同八月十五时钱塘江奔涌的潮水般袭来。我只好不时地往眼睛和额头上拼命涂抹风油精，来提高注意力。
先生，一如她在瑞士被授予博士学位时灿烂的笑容，一直在微笑、大笑、开心地笑着，快人快语地回忆着那些或轻松或紧张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
先生当年回国时，她的评语上有句话是：“该同志适合做外事工作。”那时，国家科委合作局、电力部、电科院和规划院都要她。银行还答应分给她四室的房子。先生以为，银行不是自己的专业，还是要搞专业。去研究院所自己搞的“负荷建模”找不来饭吃。而在高校与领导关系松散，最适合自己。清华，能人太多，都扎了堆了……
到现在，先生也是一口一个：“我很感谢杨以涵先生的知遇之恩。”在路过保定的几天里，先生是吃住在杨以涵先生家。去火车站杨老师让她骑车赶公交车，自己在后面跑。
她太希望全家人赶紧安定下来了。学校答应把先生的丈夫先借调到北京，孩子们也一起落了下来，还在筒子楼分了房子。尽管“海归”没加一分，在先生这根本“无所谓”。她太看重实质的东西，既然全家人能团聚了，其他的一切都“没事”。
后来分小营三号楼，博导与校长们排在一起，她也心安理得的。
先生很有意思，就是男人这样，也属于爽快得有点少见了。她很有表情地一撇嘴：“得奖，那叫扯。干出东西来，才是真的。”
回到学校的先生，一天早中晚三个单元的加班。经常是实验做得太晚了，楼门都锁了，只能从女厕所的窗户跳出来。
做故障录波器时，测距程序用高级语言编很简单，但不能固化到rom上。到航天院502所去做，固化一次费用很高。先生又开始琢磨能不能解决固化，自己弄？一点不懂计算机高级语言的先生，买书、找书，琢磨。那段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先生脑子里全是固化，两个星期后就成功了。
先生开发的电力系统负荷动态模型参数识别、人工神经网络在非线性负荷分析中的应用，对电力系统现代化运行具有实用价值。电网，电站微机监控与故障分析研究，对电网，电站微机监控与运行具有运行价值。先生参与完成的福州地区电网故障信息通讯系统，成功地实现了电力系统故障动态记寻装置的联网，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先生研究的电力负荷特性建模的理论和方法，于1995年时与河北调度通讯局合作，在沧州于庄电站安装了负荷特性测辨装置。1996年与华中电管局合作研究了具有友好人机面的负荷参数辨识软件包。先生攻关的数字动态模拟（并行的计算方法）的实现，运用于电力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先生很钦佩杨以涵先生。说杨以涵先生没什么私心，总是为别人着想，很赏识优秀人才。杨先生有句名言叫：“布袋子里藏不住真锥子。”
先生与崔翔教授也是惺惺相惜。都那么聪明的两个人，先生认为：“崔翔非常好！办事出于公心，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先生也很直白：“我们之间当然有不同意见了。但是，两个优秀的人，是可以相互沟通和理解的。我们相互很尊重。”
一所大学，真正能够盛名远扬，靠的应该是1931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对教师的重视，一是招揽名师，二是充分发挥现有教师的作用，尊重教师的意见。在学术和学校管理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让教师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能拥有这样一群相互欣赏、彼此尊重的优秀的智者们，真的是我们学校的自豪和宝贵的财富！
贺仁睦先生的家
贺仁睦先生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非常感慨：“这是我们中国几代人的梦想啊！”
先生的父亲，考取清朝末期公派留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但他在家从不说日语，也不说日本人一句好话。先生的父亲在日本成为同盟会成员，那代人痛恨清朝政府的软弱和丧权辱国，立志要“反清复明”。
后来先生的父亲是国民党的三星上将，任蒋公侍从室主任。后因与蒋公政见不和，先生的父亲被贬到重庆市长的位置上。重庆谈判时，毛主席还到过先生家中。
先生的母亲，出身在宁波的商人家庭。母亲心地善良，选择了在上海护校读书，毕业后到南京医院做了护士。母亲不仅人年轻、漂亮，而且口才很好，穿什么都很有气质，很会交际。
先生的父亲任甘肃省主席时，同乡谢觉哉经常来造访。在谢觉哉的影响下，他开始同情红军。“七七事变”后，当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通电全国的“省主席夫人”拥戴抗日时，只有先生的母亲一人站出来响应。母亲对共产党很有好感，一直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抗战胜利后，父亲选择在上海作了寓公，因为他的学生汤恩伯时任上海警备司令。母亲在上海的日子里，一直很活跃，从没有放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最终是组织上派人劝说她保持现在的公开身份，一样可以更好地为党工作。直到1959年，母亲是经刘少奇主席亲自批准，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手握重权时，师长以上的官衔可以直接任命。但，家里却没有什么存款。还是母亲的堂哥，先生在宁波的舅舅帮助他们家在上海买的房子。所以，先生从小耳濡目染，坚定了一生是要干点事情的，要守住良知和善良的底线。
先生小时候，在这样的家庭成长，什么好生活都过过了。
在大上海生活多年的母亲，解放后又从事了多年的外事工作。经常因公干出国置装，光旗袍就有100多件各种款式的。先生后来出国去瑞士留学时，国家发的500元置装费，买了件大衣、几件衬衣，钱就没了。先生只好选了几件母亲的旗袍带到国外，受到赞赏。回国后，在北京出席瑞士商会正式活动庆典时，一件蓝色的旗袍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叹和欣赏。
在托尔斯泰的笔下，曾经描绘过这类“上流社会”的酒会。
女人们的服装，是酒会上的一大热点。如同今天的影视明星们，争奇斗艳地穿着各款盛装礼服，走过红地毯的轰动效应。但，他将自己最为珍视的黑色晚礼服，给了从楼梯上款款走下的安娜?卡拉尼娜。据说，那是当年，美丽的普希金夫人给托翁留下的深刻印象。
现在的先生，依然是个很具魅力、生活得很精致的女人。就是在家里，也戴着银色的项链。更何况出席那样庄重的场合，要尽显东方知性女人的风采。
说句跑题的话。看着现在的彭丽媛不再大红大绿的着装，而用白色、蓝色的高贵和大气，搭配些亮色的点缀。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展现着泱泱文明大国的时代风姿，让人十分赏心悦目。
不过，先生的母亲对孩子们一点也不娇惯。小的孩子，要穿大孩子剩下的旧衣服。平时假期里，孩子们是要参加家务劳动的。母亲对家里的保姆和勤杂人员都很平等，为孩子们的成长打下良好基础。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拿全额奖学金的同学每月发19.5元，母亲给先生的生活费也就20元。一般情况下，家里是不多给钱了。可先生要参加军乐队，买个黑管要几十块钱，那就马上买。
先生在清华军乐团时，什么背景也没有的同学胡锦涛，是最后一任文艺社团团长，还兼任舞蹈队支部书记。清华副校长刘冰被贬甘肃时，胡锦涛分到刘家峡。后他调到甘肃省团委工作时，被省委书记宋平赏识，一步步走向政坛高峰。
先生的父亲，后来在香港起义，解放后带着全家定居北京。父亲出任政协地方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定为行政七级。母亲在红十字会任秘书长。
在河北省最贫困的张家口南部，童年时在重庆、上海过着优越生活的先生，无奈地吃了十年的小米、高粱磨成面的窝窝头。后当先生在瑞士享受着世界上最富有的生活时，她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多彩人生。
先生的兄弟姐妹6人，出国留学的4人，都先后回到国内效力。
先生的丈夫，依然工作着。两个女儿都在国内读完大学出去，大女儿定居瑞典，小女儿留学回国在北京工作。
先生喜欢旅游。今年5、6月去了意大利、奥地利、苏黎世。还去过匈牙利、英国、法国、美国、希腊、加拿大。9月又在河南转到月底才回京。身体棒棒的先生，说话音质很好听。
先生的新家装修时，全是自己设计的。那儿需要拓宽、那里要装什么样的吊柜，连家具的设计也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屋内还悬挂着一串串小彩灯，营造出欢快轻松的气氛。
先生现在推辞了一切学术评审活动：“你自己不干了，不知道这个专业的发展了，还有什么权利再去评价人家？”
先生也很享受退休生活。每天去小女儿家看看，还拉着专用买菜的包包，顺便带点蔬菜和水果回来。先生家在13层，那层的几家人家都将心爱的各种花卉，共同养在长长的走廊上，看上去像是个小型的植物花卉展览。想来每天走在这样绿色的长廊上，心情会非常愉悦。
如今洒脱、轻松生活的先生，让我看到了一个曾经在事业上那么辉煌的女人，放下事业后，做做家务，看看世界，享受人生时，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和视野。
这，就是贺仁睦先生！
一个永远站在岁月潮流上，超凡脱俗，潇洒、坦荡地活出真实自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