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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慰慈，汉族，1931年4月生于江苏无锡，中共党员，教授。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1953年起在水利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部、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和华北电力大学工作。1983年担任系主任、河北省水利学会理事、北京市水利学会理事、北京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监理工程师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出题组成员。主要研究土工建筑物稳定性、工程项目管理。发表论文5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8篇。主编全国通用教材《水利水电工程管理》，译著4本、编著7本专著，1本职业培训教材。1987年至1991年分获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次、三等奖二次，技术情报三等奖一次。1988年、1990年两次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先进教育工作者，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写实顾慰慈先生
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大学本来该读文学系的，当时国家需要建设人才。不过，我现在依然认为：学工科的，多读点文学作品对启迪思维是很有用处的。我的不少专业知识，基本上是靠自学的，这得益于大学扎实的基础课程学习。
——顾慰慈
人说：江南是山多、水多、才子多。这，绝对不是妄言。比如，这位能将今天俭朴的日子，过得如此雅致，身上到处洋溢着君子味道的顾慰慈先生。
2012年的岁末，京城已是一片冬日的凋零和寒冷。
在马甸桥东300路的公交站台上，茫然地看着北侧大片错落参差的楼群。这是片当年回迁已30多年的楼群，哪有空就在哪盖，排序也很混乱，外人还真不好找到这个拐弯抹角在旮旯里的27楼。
只能依顾慰慈先生的话，在那等着……
好在事先算是做了“功课”，对先生留在“校史”上的模样，多少有点记忆。于是，迎着一位清瘦得略显单薄的老人，我很自信地叫了声：“顾老师。”先生穿的还是在“校史”照片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中山装，衣服上的扣子连风纪扣都扣得牢牢的。脚下是双黑色布鞋。没带围巾、手套、帽子，甚至没穿棉衣。
先生步伐很快、很利索，我只能加快速度紧跟着。
打开13层的房门，厅里摞着一屋子的纸箱子。
问先生：刚搬来吗？
先生很平静地回答：“不是，这是租的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搬，索性就不拆箱了。”厨房里没有什么厨具。卧室靠墙也堆着些皮箱、木箱和纸箱，床上是空空的床板。屋内的家具，厨房角落上没有启动的冰箱，一看就是房东原来的东西。
看到我一脸的疑惑，先生解释说：“学校给的房子在这楼内，也是这样的两居室。现在是表弟几口住着。多年来，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现在我每天过去吃两顿饭，晚上在一起看看电视。
我们就在这样的纸箱堆砌的高墙下，开始了谈话。
在先生缓缓的叙述中，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慢慢地幻化成淡雅的一组组画面，展现出来。
1953年大学毕业的先生，被分配到水利部设计局。
当年，正是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的高峰期，要统管全国设计。于是，从全国有关院校调集了200多人，集中学习三个月等待安排。后因计划变更，先生被分配到北京水利学校任教。中专讲课任务重，要教三个班。一个礼拜每天上午四节课，天天晚上要备课到12点以后。
1958年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成立，先生被安排在水工系任教。
那时，严格实行苏式教育。要求课堂上必须在45分钟时讲到某章节，还要事先预想学生的提问。现在回想起来，先生以为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模式化、教条化，中专教课还行，但不太适合大学的课堂。
文革中，少言寡语的先生，受到的冲击不大：“反正教师都挨批判。”
但，最令先生心痛的是书和研究资料的丢失。
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要求水电部学校20天搬出北京城，到岳城水库办校。先生是1969年底的第一批，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就必须离开。44年的岁月流逝，都无法抹去先生心头的痛楚。先生的语调顿时分外沉重：“临时钉的木头箱子，放不下多少书。床上满满的书，只能扔了一大半。书稿也都扔了。”
原来由水利科学研究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组织合编的《水利水电工程名词词汇》，先生已经写了近10万字：“好几百页，厚厚的一摞啊！全扔了……”无奈地叹息后，先生还是那样舒缓地说：“有关《土坡稳定性计算》的论文，投给《土木工程学报》，已接到刊登通知。文革停刊，也没刊登。”对于一个潜心研究专业的知识分子，这是经历文革岁月中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当时，她时常可以从自己的改造地，路过钱钟书的菜地去邮局，两人有时还可以很幸福地在菜地边的窝棚里聊会天。杨绛很珍惜这样难得的聚会，向往地问：“咱俩要是就这样在这窝棚里生活，也不错嘛。”钱钟书看看四周不甘地说：“那还得有书。”
这些知识分子，你可以把他们从舒适的家中赶出来，可以不让他们在午后的斜阳里品茗一杯浓郁的咖啡或清茶，可以驱赶他们踉跄着步履在田头劳作，甚至可以剥夺他们的尊严，侮辱他们的肉体，却不能夺取他们渴望有书做慰藉的心愿。
钱钟书、杨绛如是，顾慰慈先生亦然。
好在尽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就是好，就是好!”的声嘶力竭的吼声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老百姓还是要吃饭、还是要修建小水利工程。
当时，几百名学生教师，来到河南林县。那里1958年建设的南谷洞水库已经漏水，隧洞也无法控制水库的防水、泄洪和蓄水，正要进行改建。这批下来接受“再教育”的水利院校师生，正是工地急需的水利工程专业人员。于是，军宣队和工宣队指派三名老师（先生是其中之一）和三个学生来到水库工地。
他们一边协助当地进行水库改建设计，一边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对这些“臭老九”的再教育。上午整整四个小时抬石头、挑土，全是小工活，下午再干测量和设计的活。那两位老师负责大坝改建设计，先生的任务是隧洞的改建设计。
先生的设计方案是在隧洞进口处修建阀室，设置阀门，控制水库的防水、泄洪和蓄水；在阀室的侧面修一条40米深的竖井，直达山坡顶面，可供管理人员出入阀室。另外，对隧洞洞身增加钢筋混凝土衬砌，以防上部破碎岩石坍塌。同时，在隧洞末端设置消力池进行消能，防止放水时水流对下游渠道的冲刷。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勘探、设计，并由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民的出色施工，圆满地完成了预期的工作任务。
回到邯郸不久，先生又被派到武安，和其他两位教师一起，承担了一座引水式小型水电站设计。先生和同事们，在农村实地调研、勘探、设计八个多月，完成了这项工作。先生以为，这段时间的劳动，于他还是很有益处的，学习了不少生产实践知识。这些生产知识的学习，对今后的讲课也很有用处：“你虽然讲的是理论课程，可脑子里应该清楚的是水库施工的工期、当地土壤、自然条件等。”
1973年，水工系招收了首批工农兵学员，规定专业课要进行现场教学。
军宣队、工宣队带着30多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一起，来到保定满城县土门水库。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很冷，教师和学生都只能住在农民家里。先生和另外两位老师，住在冰冷的储存粮食的仓库里，只能临时用旧报纸糊上窗户遮挡风寒。屋里尽管也生了火，依然冻得手脚冰凉。讲课，则利用农村小学放寒假闲置的教室。在土门，教师们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六点钟就要起床集合，跑步一小时。早饭后上课、学习，晚上给学生辅导。寒假结束，没有教室了。全部人马辗转到保定，借用河北农大的两间教室，一间做宿舍、一间做教室，将课程上完。
当年，土门水库大坝准备修建土坝。先生不顾天寒地冻的恶劣环境，把学生带到现场，结合实际讲授土坝工程。土门水库那时正在规划设计、尚未开始施工，还不存在工程实体。为增加学生对土坝工程的感性认知，先生不辞辛苦带着学生来到保定周边的西大洋、洋河、王快水库等参观、学习，结合工程实际进行现场讲解教学。想来当年这些有幸聆听了先生现场教学的学员，会终身享用先生的这种严谨的教学学风和务实的工程设计理念。现场教学结束回到岳城水库，先生给学生补讲了水闸枢纽、重力坝、拱坝、支墩坝、隧洞工程等课程。
1974年到1975年期间，系里承接了南銘河铁矿改河工程规划设计任务。
邯邢（邯郸、邢台）钢铁基地南銘河铁矿，隶属当时冶金部22冶所。铁矿位于南銘河一段河床的下面，每年洪水期都有被洪水淹没的危险。因此这项改河工程，是南銘河铁矿采取的重大防洪工程。
系里将此项任务交给了先生等四位老师。接到任务后，先生首先到现场进行查勘和资料收集，并组了工程现场地形测量、工程地质调查和洪水调查。同时对工程进行全面考虑和规划。最终确定了改河防洪工程整体方案：在铁矿所处河段的上、下游处，各修建一座土坝，将该河段的河道截断。然后在该河段的左侧河岸上，另外开挖一条人工河道引水、泄洪到南銘河下游，确保南銘河铁矿的安全。这个建两座土坝、开挖一条人工河，将河水引向下游的方案。体现了先生丰富的想象力，也是集先生多年专业知识的智慧结晶。
那天，先生把设计图纸挂在墙上，详尽地解释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方案，并将所有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交给了邯邢钢铁基地管理单位。他们非常满意，毫不犹豫地付给系里10万元设计费。
我曾经的自动控制系统专业，离先生的专业太远，时常听不懂先生的专业术语词汇。于是，便很不好意思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询问。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停下来，慢慢地重复那些地名和专业词汇。有时，索性画出草图来解释。
比如说明这个铁矿的引水方案。先生先画了一条宽宽的河，在两端上下游标注出筑坝拦住河水的地方，而后从中间部位再标示开挖人工河引水的地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完全外行的我，用这样直白的图示，将这个引水工程注释得如此明白，你不由得不佩服和欣赏先生的教学水平。
1976年，先生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讲授了水工建筑课程。
1977、1978年，先生在邯郸给两届本科学生上课；1979年开始带研究生，担任水工教研室副主任；1982年初调到北京研究生部。
1983年10月，在北京水利水电干部学院、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和华北水电学院研究生部三家单位的基础上合并，成立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学院含大学部和中专部，大学部设两个系：电力系和水工系（水工系含三个专业：水利工程管理、施工机械管理、物质管理）。
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高之樑为院长，李正、南新旭等3人为副院长，任命先生和于之江为水工系负责人。对于这一任命，先生的想法是：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人际，只适合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不太适合担任领导工作。所以任命通知9月份下达，要求10月1号报到，先生楞是拖到10月底才不得不去上任。为此。被李正副院长狠批了一通。
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任的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先生，率先注重抓了全系的团结问题。对三方面来的人员，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先生用自己多年教学的水准、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加上做人的真实和厚道，使得“各路人马”摈弃矛盾，集合师资力量，很快地融入教学工作中。顺利地完成教学与科研和现场实习等工作任务。
在系主任工作岗位上，先生一直工作到1990年。
这年，北京动力经济学院成立，先生原来担任讲授的水利工程方面的专业课程都取消了，只好改教管理方面课程。先生自学了运筹学、管理学等，先后开设了水电工程管理、水电工程概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运筹学、地基基础等。先生细数了所教过的这些课程，大都是他在大学里从未学过的知识。
先生最反对的论调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先生认可的说法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是有钱人，而不是全部。
先生的父亲很小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为了养家，祖母应聘到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语文和绘画两门课程，并把父亲供养到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的父亲来到南京工作，全家也搬到了南京。
抗战时，六岁的先生和哥哥、妹妹跟随父母从南京逃到桂林、长沙、贵阳、重庆。一路颠沛流离，住过草房，也住过城墙边用竹篱笆糊上泥巴的房子，还在乡间和村童们一起爬山下河。先生亲历过日本人在桂林连续两天的狂轰乱炸，整个城市炸掉了三分之二，一片狼藉。在战区学生进修班读初中时，生活很艰苦，经常赤脚，先生还学会了打草鞋。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南京工作。不久又到柳州、云南。到处找不到工作的父亲，直到解放后，才应聘到北京铁道部工作。
1949年底，先生考入云南昆明私立五华中学（公立不招生），读高三下学期。辗转奔波的生活，耽搁了高中的代数、化学、解析几何等课程。于是，先生上课时认真听讲，学好老师所讲的各门课程。课余，抓紧一切时间自己补习高中的代数、化学、解析几何，赶上了学习进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高考，先生考了云南省第2名，土木系第1名。
先生还很自信自己的教课。一是搞了多年，二是下了功夫。年轻时，记忆力也相当好。因此先生可以不看讲稿，两只粉笔讲两个小时。一本书全烂熟于心，不带讲稿，就能把220学时上、下册的《水工建筑物》课程讲完。
不知道地道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职业形象？
大概学养、修养达到陈寅恪、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这些让我们只能仰视的大师们，就到顶端。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因了时代的痕迹、教育的断层，只是学到了如何生存的技能而已。他们不再儒雅、斯文，已经模糊了这类本应是社会阶层中很优雅、清高的人物形象。尤为甚者，在校园里，或与学生在办公楼前谈话时；或身着笔挺鲜亮的服装走在一教的走廊上，竟毫无顾忌地随地吐痰。笔者亲眼所见时，心中一片悲凉……
这，与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辈有什么两样？
这些天，在读北大王风选编的《汪曾祺集》中小说集《受戒》。王风对汪先生的评价，很多都是我在整理采访先生笔记时的感受。我是在断断续续读完书，才看到王风的跋，而我早早就为先生敲定了“雅赏”的基调。在今天喧嚣的尘世间，碰到这样一个清雅、淡泊，仍洒脱生活如先生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汪曾祺先生的游记、散文，我一直很喜欢读。老先生对吃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也绝不在《舌尖上的中国》之下。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被闻一多骂过。后在张家口把个右派当得悠闲自得，画画各类土豆图谱，再或煮或烤着吃。王风评价汪先生：读书随性，写作随缘，从没有规划。作品毫无做作，没有任何拘束。即便是犯忌的题材，写来不以为意落落大方。造就了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
顾慰慈先生，无论谈起值得自豪的教学工作、风生水起的工程设计，还是做了七年的系主任。语调一直那么平和。即便生活得窘促，依然坦然面对。非常符合这种典型的“清雅绝俗”的人物形象。雅：是与先生接触后的感受。清：则是目前先生生活状况最直观的写照。
先生，让许久隐含在记忆深处的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从先生的装扮到谈吐，一下子能让人找到那种亲切久违的感觉。想想，过去我们动力系的教授沈自均先生、何适生先生等，那一代人，都是具有这样典型的知识渊博、品行高雅还不乏幽默的知识分子风范。真的很想念他们。
什么样的底蕴？能让这样寻常、陈旧的服饰，装点出如此精彩的人物形象？
什么样的涵养？能将人生的岁月，逼仄的境遇，洗礼出超脱、夺目的光泽？
出生在无锡的先生，不仅具备了江南才子的典雅，同时蕴含着坚韧的个性。他的观点也简单：“穿什么无所谓，只要干净就可以。”目前收入6000元左右的先生，每月要交3000元的房租，每天吃两顿饭。但订着牛奶、订阅着《北京青年报》、《京报》和《法制晚报》。所谓历经三代的贵族，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处处流露出品位的雅致和精致。这不是靠豪车和别墅轻易铺垫，也无法靠几千元皮带修饰门面。
走出先生的居所。京城繁华的街头反衬着先生的俭朴。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奢华让人炫目，脑海中先生简单的家，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一个大学教授、一位享受着国务院津特殊贴待遇的先生，晚年竟会生活得如此简单。问他今后的打算，依是那样的平静：“已经将自己编的一套书捐给图书馆了。准备再将剩下的还有用的书也捐了，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要找到回学校的公交站台，先生说小路太乱，执意要送我。
还是那样的步伐、还是那样的气韵。
看着先生微笑地挺立在寒风中的午后，眼前幻化出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恍若看到一位高雅的绅士，正走出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或是挂满古典油画高大的城堡，披一身晚霞的余晖，向着清澈河流草滩边的密林深处走去……
生活中的顾慰慈先生
生活中的顾慰慈先生，显得远离了时代的潮流，是个冷静的旁观者。
2013年的端午节了。京城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稻香村四种粽子的诱惑。搜索着记忆中的小路，又敲响了先生的家门。先生一身浅色夏日衣裤，衬着梳得整整齐齐的银发，很是精神。
想找几张先生工作或与他人的合影，还是没有找到。上次用自然光为先生拍摄报头照片，左右都躲不过那一堆纸箱子。这次只好麻烦先生坐在靠墙处，重照，带了打印的初稿，请他审核。先生吃力地修改了一页说：“三天后来拿吧！”
想想吴冠中先生，享誉天下。不也是在方庄狭小的陋室中，穿件破汗衫，汗流浃背地创作出那么唯美的山水田园风光。
谈到家庭，才知道先生一生未娶。
问他：为什么呀？先生很有意思地坦率回答：“全班40个学生，才两个女生，一进校就被人瞄上，早就被人家抢走了。后来学习太紧，毕业时淘汰了28人。再后来工作太紧，忙得要命，也就没有顾上这事。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清净的生活。”
厅中唯一可以用来摆放东西的桌面上，整齐地摆放着不少武侠小说。原来，先生也喜欢萧逸武侠小说飘逸的风格。我则喜欢这位华裔作家，将武侠打斗的画面，描绘得如同抒情散文一样优美。先生年轻时喜欢读苏联小说、看苏联电影：《牛虻》、《复活》和《静静的顿河》等。现在喜欢读金庸的武侠小说，说金庸把人物写活了，读他的书可以看一天不动，很吸引人。先生评价金庸：这个人很奇怪！浙大聘他做了博导，带了两个学生后，又到牛津去读博士，再回来教书。先生十分欣赏《三国演义》：“那是古代的一个宝，是文学宝藏。尤其是人物描写手法，把诸葛亮和周瑜都写得栩栩如生。”
先生还很喜欢古典轻音乐、室内乐。这种典型的起源于为欧洲王室贵族演奏的艺术形式，折射和透露出先生骨子里脱俗的格调和心灵深处的宁静。
有了音乐的慰藉、有了书和报纸的陪伴，先生辛劳一生的晚年，却也将陋室中的岁月，点缀到清雅绝俗的境界。
先生，您清雅、单纯却健康、快乐的晚年，感染着我们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