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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金堂，汉族，1918年7月生于江苏扬州，无党派人士，教授。1939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电机系。曾任甘肃安口电瓷厂副总工程师、昆明昆湖电厂供电科长、北京电管局中心实验厅工程师等职。1953年至1955年当选云南省第一届人大代表、云南省中苏友好协会理事。1957年调北京电科院、1962年到北京电力学院任教。1981年被评为教授，1989年退休，在水电部、电科院等单位研究高压直流输电课题，率先组建我国直流输电科研首套装置与机构，撰写《三峡交直流输电比较》、《交直流并列系统电力潮流分布的计算》等论文，翻译《直流输电》、参与编著《英汉电技术词汇》。1953年至1956年被评为昆明市、云南省劳模、电业局先进工作者。研究成果“大型电力变压器引线电场的分布与优化”、“电力变压器电气故障的分析与防止对策”获电力部科技进步奖，“电力系统中发电机电磁场暂态过程分析”获河北省科技进步奖。
青年人，应该好好念书，有条件要尽量多读书，好好学习专业。中国学生是有本领的。
——张金堂
如果说1980年，当年还是四川美院学生的罗中立创作的巨幅超写实农民肖像作品《父亲》，代表了我们民族精神的坚韧、不屈和顽强。那眼前的张金堂先生的形象，就彰显出了儒雅、知性和厚重的民族气质。
老先生今年95周岁了，一副慈祥温和的样子，额头依然饱满，面庞上很少皱纹，似乎没有刻印下岁月流逝的痕迹。只是听力不是太好了，跟他说话要大声些。但，老先生依然底气十足，说话音量不小。
出生在扬州的老先生，是个极为聪明的人。祖上搞盐务，曾经是较为富庶的大家族。父辈们从徐州迁徙到扬州后，家境一般，先生弟兄三人从小是靠着大洋基金会的资助，读完了中学。
先生幼年早慧，各科学习成绩一直特别出类拔萃，非常轻松地考进了当地赫赫有名的扬州中学。报考大学时，先生很自信地报了国立清华大学和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结果，清华和交大的录取通知书都收到了，最后先生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上海交大。
先生读书时的交大，全班30人，两三个女生。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交大，有钱人家的学生，喜欢穿着笔挺的西装，沉迷于舞场。先生看不惯这种风气，就专心埋头在学习上。
交大的英语教学底子很好，老师们上课，经常使用大段的英文原文。于是，激发了先生的语言天分，他充分利用交大优越的英语学习环境，夯实了英语基础。
先生很骄傲。说中国学生都是有本领的。
那时，在美国旧金山大学，专门设有一个留学生考试点。中国学生去了，英语不用考口试。洋人们很看重中国学生，认为中国学生不瞎闹，就是来念书学习的。
1986年，老先生应美方邀请，去美国访问时，一口流利的英式英语，让美国人十分欣赏。
直到现在，老先生依然非常自豪：“日本人，他不是对手。”先生班里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普遍的英语成绩，是远在日本人之上的。青年时代的刻苦，让先生受益一生。先生后来在电科院做了大量的原文资料翻译，对于先生，英语是几乎可以和母语一样使用的工具而已。
那时候的战乱，让先生意识到迟早要和苏联人打交道。先生又学习了俄语，甚至与进步学生联系，希望到苏联去看看。
交大任课的老师们，也给先生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极具学者风范的钟兆麟先生，讲课非常风趣，学生们就像听故事一样的享受着钟先生的教课。每每钟兆麟先生上课，整个教室都被挤得满满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人。外校的学生，甚至开着车来听课。有时，先生和他的同学只好站着听课，可一点都不觉得累。
那时文学在年轻人中是很时尚的。先生的一些文学译作，不时发表在上海有名的杂志上。毕业时，先生的优异学习成绩，引起了日本人的特别注意。
毕业后，先生应聘在杨树浦发电厂。当时，杨树浦发电厂是由英国和美国人管理。先生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渴望工业强国、民族兴旺。
1942年上海沦陷后，先生离开上海，跟着在西南联大的叔叔，辗转香港，到了重庆。
1956年，先生被任命为昆明电业局总工程师。先生还曾在当年的三峡会议上，与苏联专家萨维尔其一起就直流输电方面的问题进行交流。
先生超群的聪慧，最主要体现在数学上，他的数学水平特别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着迷于数学领域的先生，曾经研究了数学课题后，给中科院数学所寄去了研究论文。很快，先生收到了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亲笔回信，并明确表态要调先生到中科院数学所工作。先生心动了，十分想去那里发挥一下兴趣和爱好。可电科院就是舍不得放，让先生十分遗憾。不过，先生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调到了北京电力学院，实现了做教师的心愿。
先生画圆，根本不用圆规。先生画图，一般人没法与之比肩。
文革后，他在电科院的家属大院里，辅导了院子里的四五十个孩子的数学课程。经由先生辅导的孩子，数学成绩考得都很不错，这些孩子几乎都考上了大学。
先生还很喜欢下象棋，是昆明电业局系统的象棋冠军。先生还可以下盲棋。并且在60岁时，在电科院组织的“过年大观园”上，同时对垒四五盘棋。
先生在电科院里，还有一帮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打桥牌的圈子。他们志同道合、旗鼓相当地时常在一起玩玩桥牌，充分调动一下大脑的运转。
对传统文化的古典诗词、古文，先生也非常热爱，他喜欢唐诗、宋词。喜欢三苏的诗词、画作。平时，找个题材也写写律诗、七绝，还和朋友们一起唱和诗词。不知是不是扬州这座充溢着文化古韵的水城，滋润出这样全面优秀的先生。
年轻时的先生，还习武打拳，练就了强健的体格。直到三、四年前，还每天打打太极拳。现在，每天的上下午，都要在阿姨的陪伴下，在院子里走个三、四圈。不过，看先生慈眉善目的模样，还真想象不出先生是个会玩玩拳脚的练家子？
95岁的先生，去年送走了93岁相依一生、相濡以沫的老伴。
两位长寿的老人，去年的春天，还在院子里留下了那么亲切的合影。大概是相濡以沫了一辈子，两位老人的眉眼面庞都有几分相似，是那种传说中的夫妻相吧！老伴穿着咖啡底色红黑小碎花相间的衬衣，一看就是典型的南方女人的优雅和安静。
如今的先生，在小儿子家被悉心呵护着，很幸福。每天还是南方人的习惯，要吃点甜食，爱吃香蕉、西瓜，要喝牛奶。饮食较为清淡。电视喜欢看二战片、历史片，也喜欢百家讲坛。睡眠很好，基本上每天晚上8点多休息。有爱看的二战片，就没办法了。谁说也没用，一口气要看到晚上10点多。
老先生的家，四世同堂，有十八口人。大哥在北邮、二哥在第二军医大、姐姐在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不少。孙辈们有南大的博士，留学美国的学子。
其实，先生的一生也不是一帆风顺。
1953年，“三反五反”时，先生被冤屈地关押在监狱里半年。后来，又给他公开道歉平了反。先生的信条是：无论多困难，也要支撑下去。因为，有孩子，有家。这个上午，先生很配合地换了件白色的衬衣，允许我为他拍照。在整理先生的照片时，发现先生张张都在笑，只是笑容有些细微的差别。这个年龄的老先生了，还这么豁达乐观健康地生活着，真是人间的奇迹。
教师这个职业，是很神奇和微妙的。
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和动荡。教师，都是崇高和受人尊重的。
老辈人认定：所有的职业里，只有教师和医生是最值得尊崇的。因为，他们一是教人、一是救人。
先生带过的学生，对先生都有着深厚的情感。
我校崔翔教授是先生的第一个硕士，苑津莎教授是最后一个博士。可，先生却很谦虚地说：“我要向崔翔学习。”
这些做先生的，用自己的言行，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着中华文明中的精髓和传统。就像老先生，被上海交大的先生们感染和教化。而他，又在崔翔这一代优秀人才身上，传递着知识阶层值得珍视的才智和品格。
我们真的应该在先生与他的弟子之间，这样长久保持的情感中，找寻到我们自身的很多不足，共同营造出一份亲情般温暖的校园氛围。
这个暑假，在一沿海核电站，见到了我们动力系的学生杨青云。他现在是那里负责全盘工作的老总了。聊天时，很惊奇他记得系里那么多的老师。说起在学校的许多事情，我们都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可他竟然记忆会那样深刻。
同在那里的机械系的李长久，如今也是位领导。可他谈起刚刚入学时，王家璇院长的训示，依然十分感慨。他回忆说当时王院长说起，动力系有位老师去现场，人家告诉他：你们学校的学生，在这里表现很一般。那位老师心痛得非常难受，回校后久久不能忘记这样的经历。李长久强调说他到现在都没法忘记王家璇院长当时那种失望的眼神。王院长最后强调：希望你们将来不要给我们带回这样的反馈信息。
这个海风习习的夜晚，杨青云、李长久、李忠夷，这些当年在学校学习了不同专业、如今相聚奋战在祖国核电事业上的学子们，用他们学有专长的高超技能，用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传承了学校的良好风范，是值得母校骄傲的成长起来的一代。
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那些浸润了校风的沿袭和光大。
真的，我们千万不要轻易地去错怪了那些刚刚走进校门的学生，千万不要随意傲慢地伤害了那些懵懂的孩子。他们，正是在我们每个生活在校园里的人身上，感知着大学的校园，体味着不同于社会的文明和修养。
最不喜欢那些动不动就责怪学生的人！最讨厌那些无端地先入为主去怀疑、猜忌学生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有什么权利、凭什么要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地去指手画脚。
相对于在一线、在讲台任课的深爱学生的老师们，我们所有的教辅部门和行政管理部门，应该在他们身上学到爱学生、尊重学生的优良作风。即便我们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尽可能地在校园里熏陶出些人之间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意识！
看到离开学校那么久的学生，依然这般怀念着在校园里走过的青春；看着先生这样温文尔雅的爱护着学生和后辈们，我们是否该有所触动和感动？
辗转找到崔翔老师的电话，几番错过，才终于从他那了解了先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先生的家庭背景，让先生浸润了不少祖辈家传的文化、医学和武术的底蕴。比如相传先生有祖传的正骨中医秘方。据说有人骨折了，找到先生。经先生妙手治疗后，晚上都能听见骨头喀喇喀喇愈合的声音。
先生的不少同学，都是留美的专家、学者。如美国王安电脑公司的创始人、人称“电脑大王”的王安等。
先生与不少老一代知识分子一样，还是个很有水平的玩家，杂学造诣也很深厚。他们在上海读书时，有时相约来到杭州品茗西湖龙井，欣赏“明前茶”在玻璃杯中曼舞的姿态。
解放后，到了电力技改局，也就是电科院的前身。当时，电科院以先生为首，在业内率先牵头着手研制直流输电，是我国研究直流输电的第一批人。后来，这个项目因各种原因下马,先生才调到北京电力学院任副教授。
崔翔认为，我国直流输电学科的起步，先生功不可没。
那时这些教电工基础课（文革后分为电路、电磁场两门课）的老师们，有先生，还有解广润等老师，能力和水平都非常强。学生可以任意选课。先生的教课非常认真,尤其是给学生批改作业时，一笔一划地透着劲道的隶书功底,那写在学生作业本上漂亮的蝇头钢笔隶书，被很多学生珍藏。
崔翔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报考的是邵汉光先生。邵先生那年带了四个研究生，就挑了个最好的崔翔交给了先生。这样1982年1月本科毕业的崔翔，在3月份来到了北京研究生部，师从先生。1983年5月课程学习结束后，课题组安排崔翔到沈阳变压器厂进行为期一年多的研究工作。
1983年，已经65岁的先生，带着崔翔，坐了一夜的火车，把23岁的学生正式交给了厂里，才放心离开。现在的崔翔说起这事，感觉先生就像家长那样，对学生既关怀又负责。
崔翔深情地回忆到，研究中遇到了一个计算难题，尽管使用了当时东北地区最先进的计算机，但因计算量巨大，花费惊人，一旦有错就白算了，这个难题一度动摇了崔翔的信心。崔翔回京找到了先生。先生本身数学就非常好，可他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找到他中学同学，我国数学家、获国家最高科学奖的吴文俊先生，希望他推荐一位老师来进行指导。
吴文俊先生推荐了中科院数学所一位姓张的中年学者，他刚留美回国，在美师从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先生。
那天，邵汉光先生和崔翔一起来到先生家，与张老师一起探讨了这个计算难题。张老师并没有具体告诉崔翔该怎么做下去？但，他告诉崔翔：如果数学方法是严谨的，那么计算与规模没有关系。
正是这句话，坚定了崔翔坚持下去的信念，心理上巨大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并最终攻克了这个计算难题。
在崔翔撰写毕业论文时，先生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先生用铅笔、钢笔修改了他的草稿。崔翔印象很深的是先生还重写了英文摘要。
在先生的中学同学中，还有我国国内著名的教育家华中工学院老院长朱九思先生。据说文革中，清华、哈工大一大批优秀教师被打倒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朱九思先生，把这批人才统统网罗在身边，使得华中工学院一跃成为国内名校。朱九思先生，也是我国教育界标志性的人物。
先生还是如今我校老教授中最年长、最长寿的一位。他的长寿秘诀很简单：碰到什么事，都要看得开！没必要去计较。多轻松的话语、多洒脱的胸怀。
先生带的学生崔翔，也继承了先生的认真。结束谈话时，我在电话里评论：“崔老师，在电话里听您说话的声音真好听，很浑厚。”崔翔回答：“是这样的。通常我们听到的正常的声音是数十赫兹到20千赫兹，而电话传播的声音是300赫兹到3.4千赫兹，滤掉了高频部分，只留下低频部分。所以，会觉得浑厚些。”
与学者们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一次，楼外的风，强劲地吹出很狂躁的阵阵怒吼的声音。我在那大发感慨：“小时候，大人们，就会说妖精要来了。”当时在场的一位老师接着说：“什么妖怪来了？这是流体在遇到圆柱形物体时产生涡流时形成的声音。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卡门涡街。”百度上定义卡门涡街是这样的：刚体圆柱尾流区呈规则排列的两串平行反向涡流。所以，百度定义的远不如我们的老师讲得通俗易懂。
这就是好的老师。他们使知识将我们乏味、平淡的生活，变得有趣和有意思。如果，我们身边多些这样随时将普通的生活现象，用这样言简意赅的语言，解释出浅显深邃的道理，我们该有多么的幸福！
崔翔老师还有一句话，也让我非常欣赏和感动：“写东西是要负责的。不能让别人读来感动，而自己读来脸红。”感谢我们身边能有崔翔这样一些有良知和诚实的知识分子，他们坚守在校园里，就是学校的希望和未来！
张金堂先生，您有崔翔这一批弟子，您带出这样优秀的后辈学者。当他们引领着一大批学子，在继续努力前行着，成为学校的骄傲、业界的翘楚！您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