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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富发先生，1953年7月从哈工大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
1961年国家专业调整时，他被确定留在哈工大。后因妻子谢邦清的治疗，一辈子没有张口对组织上提出要求的他们，很不好意思地找到学校，要求统一他们调到北京电力学院，哈工大也是压了好一阵子后，才忍痛割爱放了他们。
何富发一生从事电力系统自动化、电力工程、发电厂及变电所、高压直流输电等的学习、教学与研究工作。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高压直流输电教学与科研，结合浙江大陆至舟山群岛、葛洲坝至上海的直流输电工程中急需解决的科研问题，进行了数学仿真计算研究，完成了项目的动模实验和技术报告，并结合课题培养了10多名研究生（他带的第一位研究生是石新春）。
为此，张金堂曾很认真地作出学术评价：“何富发的《直流输电工程数学仿真研究》，结合我国仅有的舟山、葛洲坝工程的实际需要，研究在不同交流系统及直流结线方式条件下的运行情况，提出一系列熟悉仿真的计算方法，并为工程取得了多种运行方式的计算数据，在学术及使用上均有重要意义。
舟山工程，利用滤波电容器取代调相机，坐无功补偿源的可能性，以解决当时无调相机供应的困难，提出了《高压直流输电滤波器对换相角r的影响》论文，此项理论计算，尚无先例可循，所得结果与水电部电科院的动模实验相符，验证了计算的正确性与工程上的可代用性，解除了工程上的疑虑。其次，针对舟山弱交流系统与直流单桥结线的情况，提出“直流输电单桥换流仿真”，将拓扑理论应用于直流系统的时变结构，并用回路电流法建立时变矩阵，简便易算，对工程需要进行弱系统控制方式下若干运行情况，提供了所需数据。
葛洲坝工程，需进行双桥系统计算，而且国内尚无参考资料。何富发提出《具有双桥换流器的直流输电系统仿真问题》论文，用修正割集矩阵法进行计算，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填补了国内外这一空白，并为工程提供了若干数据。
为寻求“不同桥数结线的一般计算方法”，何富发最近提出的《直流输电系统换流器数字仿真的一种新方法》论文，其特点是以桥为单位，而已串联电流作为约束条件，从而可以算出各桥内部运行情况、不同的工况，可用以计算多桥式火多端系统，具有通用性。在构造桥内部方程方面，所用三个矩阵，均可籍桥阀状态列阵的改变而自动换算，可运用于任何运行方式的研究。论文思路新颖、方便、系统。由此可见，何富发在直流输电仿真研究方面，多年锲而不舍，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丰富的科研经验。”
清华大学电机系王宗淦教授评价何富发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优秀，密切联系实际。
同是清华的黄眉教授的评价是：论文实例计算，结果符合实际，是可信和满意的。对直流输电系统的设计与运行工况的计算，很有水平和意义。
张金堂在评价何富发《直流输电系统换流器运行方式的分析》一文时，认为：其分析，在直流输电运行中占首要地位......除详细分析阀桥在不同导通工况下的特性与计算外，并将单桥及双桥结线的数字仿真，列为专章，探讨了多种计算方法，为进一步研究及应用打下了基础。
杨以涵教授对何富发《具有双桥换流器的直流输电系统的仿真问题》研究评价：“应用很广，双桥换流器在直流输电系统中，换流桥内阀臂的通断状态是时刻变化的。因此，换流桥的数字仿真就成了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数字仿真中的核心问题。何富发将印度学者仿真方法推广到双桥换流器的数字仿真，较好地解决了数字仿真问题。
利用修正割集矩阵为基本理论，解决《双桥换流器的数学仿真》，速度快，确实是个巧妙的方法。”
说实话，单双桥系统、修正割集矩阵法、直流输电系统换流器、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数字仿真核心问题等等，对于我们这些不懂专业的普通人来说，太陌生、也太遥远。但是，因为这些技术研究，曾成功地应用在舟山群岛和葛洲坝，那么从此就离我们很真实、很亲近。
如果早点知道这些事，依我的性格，当浏览车在舟山群岛壮观的跨海大桥上行驶、或当游船在群岛上穿行时，我会抢过车上、船上的麦克，向所有的游人自豪地宣布：你们知道吗？当你们漫步在晚风习习的普陀岸边、或坐船欣赏着这里奇特瑰丽的风景时，请不要忘记，曾在这带队搞过直流输电线路科学研究的是我们学校的何富发教授！
当然，当乘坐长江游轮经过葛洲坝船闸时，我一定也会大叫：当年，是我们学校的何富发老师！来到这里，解决了葛洲坝到上海的直流输电工程问题。哪怕，我因此被所有的游人当做是狂人和疯子！
可惜，在那些年游览舟山群岛时、在我走过葛洲坝时，我还不知道何先生的故事。但我想，舟山群岛的海水一定知道、葛洲坝的江水也一定知道，它们会用永不停歇的波澜，向您致敬！向您微笑！您的脚印，也就这样印刻在祖国的山水怀抱之中，留下永久的韵律。
翻阅何先生的档案资料，如同直接面对着这位清秀儒雅的老先生似的，他应该是位做事内敛、性格内向的人。
1950年大学毕业时，系里在他的毕业鉴定上留下的评价是：“具有小圈子作风，不常与大多数同学接近......诚恳、老实，实事求是，对人和蔼可亲、服务热心，做事小心谨慎、虚心学习，有时敏感急躁。”并且判断这是由于他从小受的是“不道人之短、不说己之长”的教育所致。
他的家庭出生成份“高”，这样的政治标签，在那样的年代，让一个年轻人如何去敞开胸怀，去与“大多数人”交流？也正因为这样的出生，使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他在1953年入团后毕生的理想和追求。直到1988年7月1日，他已60周岁时，才由党支部书记蒋本一与李先彬担任介绍人，介绍他入党。他终于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第二年如期转正。
入党这条路，他走了3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