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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关存和，今年85岁。1958年，我从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1962年来到华电，直到1998年退休。
从教40年，我深深体会到，教师是一份神圣的职业，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传道受业解惑，培养一代代青年，培养建设伟大祖国的人才，使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是一名教师最重要的责任担当。
回想自己的执教之路，我无怨无悔，感慨万千。
1954年，我从北京四中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担任团支书，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提前毕业留校任教于金属工艺学教研组，并兼任党支部书记。1962年，响应支援新建高校的号召，我来到了当时的北京电力学院，在金工力学教研室任教，并兼任基础科学部党支部委员。
文革时期，我先后随学校搬迁到河北邯郸岳城及保定。当时，响应开门办学的号召，我于1969年随学校小分队到北京东郊电建公司，给北京电力建设工程公司办的工人大学学员讲授金工、力学等课程。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电建一线的知识，还结识了很多工人朋友。
在学校于1970年搬到保定后，当时的校领导梁超和翟东群让我负责搞基建。我就在原38军军宣队的帮助下征得跳伞塔的场地，设计和建造了我校第一栋教学楼。1973年，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恢复了金工力学教研室，我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经过师生努力，教学秩序很快就走上正常的轨道。
最让我高兴的是，金工力学教研室中有学机械的、有学力学的老师，他们能力很强，且非常团结，在文革中大家都没有参与派系斗争，这让我对搞好实验室建设充满了信心。在教研室恢复后，我又把仍保存在北京的实验设备搬到了保定，这些设备状态良好，可以随时开工，这让我们顺利重启科研工作如鱼得水。教研室的老师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科研干劲更足了，先后为马头电厂和山西娘子关电厂建设使用的100吨塔式起重机做了动态应力测试，为这些大吨位设备安装工程保驾护航。老师们还到天津大港电厂为100吨天车吊装325吨发电机定子做了现场监测，有效地保证了施工安全。
如果要问那个年代的电力工程是什么样的？这可以在华电乃至整个国家的电力行业发展史中寻找最真实的案例。1975年，河北马头电厂要安装我国第一台200兆瓦火电机组，施工中，要用到我国电力建设的第一台百吨塔式起重机。起重之前，必须要做吊装检测。因实验室的动态应力测试仪完好可用，金工力学教研室的老师们答应河北电建公司做现场测试。我和教研室另外三位身体强壮、不恐高的老师，每天要爬上120公尺的塔吊安装每个测试点的应力贴片，焊接测试导线，与现场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完成了各项检测，为马头电厂的机组安装提供了保障，同时还为百吨塔吊的设计、生产单位提供了可靠的实验数据。
通过这次实践，我深深体会到信任、团结和责任担当。国家的工农业建设都要电力先行，我们国家研制出第一台200兆瓦的火电机组，不能因为不敢做百吨塔吊的测试，而不能进行机组安装，所以我们必须承担起这项任务，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电力工程师，是我们对学校和国家多年培养教育的回报。
1975年，我国第一次引进意大利的325兆瓦火电机组，安装在天津大港电厂。这个机组汽轮机，主蒸汽管道直径610毫米，壁厚90毫米，再热蒸汽管直径813毫米，管厚32毫米，管毫米，这用传统的工艺根本无法弯制。在国外技术封锁的情况下，我国的电力人自力更生，迎难而上，创造出新的弯管方式，我和同事们决心挑起这副担子。在学生时代曾经参加过高频电源齿轮表面淬火工作，上世纪70年代曾参加源加热炼钢劳动。这些实践的积累激发了一个新的构想，能否用适当的中频感西将钢管加热到一定温度，同时用外力进行弯曲。我先后多次到北京国家图书馆查六资料，并找到生产中频电源设备的厂家，反复探讨和实验，终于找到在300到500赫兹的交流可变中频范围内，可用感应线圈将钢管加热到800到1000摄氏度，这时这一段钢管的弯曲力矩只相当于冷钢管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有了新思路，就要思考用什么设备去实现。于是，我们开始了弯管机床的结构设计与强度计算，大家分工合作，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很快完成了机床的结构设计和受力分析与计算，并请天津电建厂家做出一个小模型，用实验仪器来实验验证。
当时正赶上我校热力专业的学生做机械设计的时间，我们带领学生对上百吨的机床，数千个零件的重型设备进行设计，日夜加班，终于在四周之内完成任务。工作量大，但一分一毫的差距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即使是学习过程中的一次课程设计，我们和同学们不敢有分毫差错，始终坚持用专业能力与素养支撑这项代表当时最先进水平的研究。
当时，天津市和水电部都把大港电厂325兆瓦机组建设列到会战项目，大力支持，所以弯管机的加工进展顺利，1976年安装建成，并且一次试弯成功，为大直径厚壁钢管的弯制开辟了新的工艺设备。那次的校企合作，既无合同约定，也无经济往来，但我们靠着相互信任与责任担当，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1978年，随着全国科技大会的召开，我国科技的春风扑面而来。中频加热液压推弯式弯管机床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这是对国家改革开放的献礼，也是对我校建校20周年的献礼。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受电力部的委托，我们还承担了在全国五大区（当时电力部下属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和西南五大电力管理局）分别建设弯管机基地，以便加快全国大型火电、水电机组建设的任务。
当年，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张瑞歧找到我，商谈组建机械工程系的工作。之后，在和金工力学教研室老师们商量后，由李孝曾、马允皋和我三人组成的筹备小组成立了。我们先后拜访了水电部教育司、基建司、制造局等部门，取得了他们的支持。
然后，我们开始认真考虑课程设置问题，当时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我们都有老师，只是专业课教师需要另行招聘，可是当时大学停教多年没有毕业生很难招到合适的老师。于是，教研室五个学机械的老师就商量如果实在招不到老师，我们就分担各门专业课。在就专业课问题达成一致后，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怎样建设专业实验室，通过参观考察清华大学等北京院校的实验室，我们提出了最简单有效的方案，学院对此非常支持，专门把当时正对东校门的教学楼一层给我们建实验室和机床大厅，并给予资金支持。就这样，我们因地制宜地成立了机械工程系，并于1978年顺利招收了机械系首届41人的班级机械7801班，正式开启了机械元年。那一年，留校的几位品学兼优的工农兵学员毕业生，加上调来的几位文革前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工厂的同志，和招来的东北工学院毕业的研究生一起，站到了机械系的讲台上。
当时，教研室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老师们必须同时担负起教学与科研两项工作，教研室只好暂时让没有教学任务的老师全力投入中频弯管机床的改进研制。到了暑假，大家全力进行图纸绘制和设计计算。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全国五大电力局建成了中频弯管基地。为各省市大型机组建设弯制大量钢管，这项任务除了去现场的路费、吃住是当地电力部门提供的，在既无合同也无其它经济来往的情况下，我们金工力学教研室的老师们视这项工作为信任与责任、担当的完全体现。
1983年北京研究生部恢复了，我们也开始招收研究生，我开始指导研究生就中频弯管机的机电一体化方向开展研究。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我们研制出微机监测中频弯管机床，1991年获国家发明专利，1995年获得国家科技技术奖，1997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明之星奖。
当时，我们教研室只有四人是机械工程专业毕业的，面对两三年后将要开设的专业课，我们早做准备，一方面设法引进师资，另一方面根据我们要分担的课程的教学、实习和专业设计，一起商量，勇敢面对困难，主动承担更多的任务，努力完成好教学任务。这种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我们每一个人，机械系已经走过40多年了，经过一代代华电人的奋斗，如今的机械工程系有六个专业，十几个实验室，培养了数千名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此前的1982年底，学校领导班子年轻化，孟昭朋、王加璇分别担任了学院党委书记和院长。他们找到我，让我出任科处经，我说我教书还可以，从事行政工作怕是不行。后来，他们专程到我家里对我说，当时部里科技司的人大多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和他们好打交道，对争取部里的科研项目有利。我想领导这样安排是为了学院的发展，就不再推辞，便请他们为我配备一位有能力的副处长，那样的话，有了好帮手我还可以继续承担教学和科研任务。后来，学院任命孟昭章为副处长。此后，我和孟昭章、杨巧俊等共事多年，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现在想来，真的是要感谢他们。
1987年，我回到北京研究生部，继续担任科研处处长并负责招收研究生工作，直至1996年。我在保定和北京共担任14年的科研处处长，可谓在这个岗位上在职最长时间的处长了。我在科研处期间，主要和处里同事们一起做好几件事：第一是团结一心，有分歧可以公开讨论交流，同时注意搞好与其他处室的关系；第二是要将服务理念融人管理之中，真正为一线的科研人员服务，为学校的科技进步服务，形象点儿说就是我们要像种花的花工一样，手里拎着个水壶，看哪个苗儿能开花、能结果，就给它浇点水；第三是科研经费要由财务处统一管理。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一个耄耋老人，我和我教流体力学及液压系统的老伴张丽文共同走过了56年，见证了祖国的繁荣与学校的发展，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无比骄傲，我为自己从事的教师职业感到由衷自豪，我会不忘初心，永远跟党走，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相信华电进入了新甲子，必将在全体师生员工的不懈努力下，建设成更加美好、更加辉煌的著名高学府。